佛陀教育基金會
慧遠 (334~416) 東晉僧。我國淨土宗初祖。廬山白蓮社創始者。雁門樓煩 (山西崞縣) 人，俗姓賈。出身於儒學世家，自幼好讀書，十三歲隨舅舅到許昌、洛陽一帶遊學，廣泛學習了儒家經典，對於老子、莊子的學說尤為精通。東晉永和十年 (354年)，他二十一歲，已計劃好要渡江拜訪博通經學的名儒范宣子，與他共同隱居講學。但此時趙國國內大亂，南北戰事又起，道路阻絕，把他的計劃打斷了。南下不成，聽說道安在太行恆山 (今河北阜平北) 立寺傳教，他便帶著弟弟一同前往。這一去遂成為他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。
那時道安正帶著弟子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輾轉傳教，影響很大。慧遠來到恆山，一見道安便衷心拜伏，認為真是自己的老師。於是和弟弟毅然剃髮，出家為僧，在道安門下虛心鑽研佛理，並立下大志，把弘揚佛教作為自己的崇高使命。
在戰亂中，僧徒們的生活很困難。特別是慧遠兄弟，初來乍到，連御寒的衣物都很缺乏。但他兄弟倆人卻不為困難所屈，依然和睦友愛，安心學道。有同學見了，很受感動，暗暗贈送給他們買燈燭的費用，使他們夜間也能堅持學習。由於慧遠出家前有深厚的儒學、老莊玄學的基礎，出家後又勤奮努力，所以很快就掌握了艱深的佛理，深受道安的贊賞，同學們也很羨慕和佩服。他二十四歲那年，已經能夠獨立升座說經。有一次，他講經時有位聽眾就「實相」的義理提出質詢，慧遠用佛經的名詞、概念加以解釋，說來說去，還是不能使人領悟。他就試著用《莊子》中的道理來打比方，這麼一說，對方就豁然明白了。道安得知此事，特准慧遠在讀佛經之外，兼讀世俗書籍。這就使慧遠能夠以佛學為主，融會儒學、玄學的思想，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。
慧遠追隨道安在恆山等地講經傳道，共經十年。至晉哀帝興寧三年 (365年) ，道安率徒南下，慧遠也隨師來到襄陽。在襄陽，道安被鎮將朱序留住不放，只得把徒弟們分派到各地去廣泛傳播佛教。慧遠也於此時，帶著十幾名徒弟繼續南下。臨別之時，道安對徒弟們都一一叮嚀囑咐，唯獨慧遠未蒙一句贈言。慧遠惶恐，跪下對道安說：「大家都受到老師的教誨勉勵，獨我例外，不蒙一言，我心中多麼不安啊!」道安說：「你和別人不同，對於你，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？」一句話，道出了道安對慧遠的高度賞識和信任。
告別老師道安之後，慧遠先到荊州，不久便到了廬山。江州 (江西九江市) 刺史桓伊特地為他創建了東林寺。從此他一直居於廬山，三十七、八年間足不出廬山虎溪，為佛教的發展孜孜不倦地努力，成為南方佛教的傑出領袖。
慧遠在廬山的事業，主要包括自己修行、從事著述和組織譯經，收徒授業，與士族高官來往、調和政教關係及佛教與傳統文化關係幾個方面。
在修行方面，慧遠自我要求極嚴。他率眾行道。昏曄不絕。致使許多操守謹嚴的僧人慕名遠道前來依附，使廬山名僧濟濟，形成了以慧遠為中心的廬山僧團。還有不少未出家的居士，也聞風前來向慧遠請教。慧遠把這些僧人和居士們緊緊團結在身邊，與北方鳩摩羅什領導的僧團遙相呼應，使廬山與長安一樣成為佛教重鎮。
在宗教實踐上，慧遠不但心極虔誠．且富於創造。他聽說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石室中有「佛影」，就派人背山臨流，營筑龕室，繪佛「光相」，虔誠禮拜。後來，他又率領同好 (主要是他在廬山的出家弟子，和前來就教的在家居士如彭城劉遺民等人），共一百多人，在精舍無量壽佛像前，建齋立誓，共同發願，希望往生西方極樂淨土。由此創造了一種彌陀淨土信仰，這種信仰和修行方法，很快由廬山傳播到各地，後世的淨土宗就是從慧遠的淨土信仰演變發展成的。
慧遠的著述，有論、序、銘、贊、詩、書等各種體裁，共五十餘篇，集為十卷。在內容上則是大小乘兼綜，以佛學為中心，而又廣泛吸收百家學說，具有會通儒、釋、道諸教思想的特色。
慧遠的著述、傳道和交遊幾方面是緊密結合的。他所交遊，不分華夷南北、朝野逆順，也不分貴賤士庶、儒釋玄道，都不親不疏，以禮相待。所以名士如彭城劉遺民、雁門周續之、新蔡畢穎之、南陽宗炳、張萊民、張季碩以至謝靈運等；高官如殷仲堪、桓玄、何無忌、劉裕乃至晉安帝等；異族如後秦皇帝姚興、王公姚嵩等；叛逆如盧循等，都與慧遠有密切的往來。慧遠認為出家為僧就是方外之賓，所以不管世俗的是非順逆，皆情無取捨。這既是貫徹佛教眾生平等、佛化普沾的原則。
與慧遠往來的人，多數是向他求教，或與他商討學問的。所以慧遠與這些人往來的過程，往往也就是慧遠向他們傳道授業的過程。例如劉遺民，自幼讀百家書，也喜歡研究佛理。他曾從道生那裏得到僧肇著的《般若無知論》，立即送給慧遠看，兩人一起研究討論。劉遺民曾寫過《釋心無義》，他的佛學修養無疑得到過慧遠的幫助。又如雷次宗，入廬山拜慧遠為師，慧遠曾為他和宗炳等人講授過《喪服經》。以後雷次宗把慧遠講的內容整理成《略注喪服經傳》，又寫了《毛詩序義》二卷，並到京城開館教授弟子儒學，又為皇太子諸王講《喪服經》。很顯然，雷次宗關於《詩》、《禮》，特別是《喪服經》的知識，是深受慧遠的教益的。雷次宗的同學宗炳甚至認為，雷著的義旨皆得自慧遠的面授。再如殷仲堪，愛讀《老子》，喜歡《易經》。他在赴任荊州刺史途中，特意登廬山拜會慧遠，二人共臨北澗，論《易》之體，討論了很久，殷仲堪受到很多啟發。以後殷曾稱讚慧遠學識深明，一般人是很難達到的。
慧遠為學博大精深，常常給人以教益，但他並不自滿，總是利用一切可能向學有專長的人求教。鳩摩羅什從涼川來到長安，慧遠聞訊即通信問好，此後兩人書信不斷，經常認真探討深奧的教義。慧遠對鳩摩羅什的事業也有很大的幫助。羅什譯出的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等重要大乘經典，起初只流行於關中地區。經過慧遠的努力提倡，後來在江東也流行開來。
此外慧遠又請著名的律學大師僧伽提婆，到廬山來翻譯出關於禪數的重要經典《阿毗曇心論》四卷和《三法度論》二卷。還請禪學大師佛陀跋陀羅譯出了《達磨多羅》禪經二卷。僧伽提婆的《毗曇》學說，佛陀跋陀羅的禪法，由於慧遠的介紹和提倡，都在江東得到流行，對後世有較大影響。慧遠本人並不是禪僧，也不是小乘學者，但他不抱門戶之見，不但不加以排斥，反而兼容並蓄，大力提倡，於此我們可進一步看到慧遠學術的博大恢宏。
慧遠博洽的學風對於他的弟子們有很大的影響。在慧遠治學精神的薰陶下，他的弟子們大多有博采眾長、多才多藝的特點。正如後人概括指出的，慧遠的弟子們有的義解深明，有的匡拯眾事，有的戒行清高，有的禪思深入，都能有名於當時，其學術則流傳到後代。
調和政教關係及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，是慧遠一生事業中極有光輝的部分，前者發生在東晉末年，後者則體現在慧遠一生的努力中，但也以東晉末年所為最為集中和突出。
主要的問題是僧侶應不應該遵守世俗禮教，禮敬君親？這個問題最先是由晉成帝時的輔政大臣庾冰提出的，當時未能解決，晉末桓玄在謀劃篡晉稱帝之時，又重新提出沙門應禮敬王者的問題，在僧俗兩界引起了一場劇烈的辯論。慧遠參加了這場大辯論，先後寫了《答桓太尉書》和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。他總結了前人的意見，概括指出佛教具有陶冶人民心情、從而移風易俗的社會職能，又有上俾皇極、幫助帝王實行統治的政治職能，並創造性地把佛教義理同維護名教的傳統理論，有機地協調起來，把佛教的適應世俗求同對出世間的追求分別開來，以此作為其佛教處世的理論基礎和主要方法。他認為，處俗弘教的在家信徒必須做到奉上之禮、尊親之敬、忠教之義，也就是對君對親必須盡忠盡孝。這種說法，實際上把佛教同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完全糅合在一起。
另一方面，慧遠又認為，出家修道的佛教僧侶必須隱居以求其志、變俗以達其道。也就是要高尚其跡，在服章和行事上不同於世俗禮教的規定，似乎把佛教的特殊作法與名教典禮對立起來，但他極力爭得沙門不敬君親的特殊禮遇，目的是要統治者從禮的形式上向沙門讓步，抬高僧侶的社會身份，使他們能更廣泛、更深刻地影響群眾，從根本上維護統治者的利益，最終使佛教由僧徒個人的事情變成國家的事業。
慧遠的這種理論，為多數僧俗上層人物所接受，桓玄在篡位稱帝之後，為了爭取僧俗信徒的支持，特詔允許沙門不禮敬王者。這樣，在沙門應不應該盡敬君親的論戰中，慧遠取得了形式上的勝利，而在實質上，這場大論戰則以王權和佛教的調和而收場。
慧遠把協調政教關係與協調佛教、傳統文化的關係結合在一起，他在自己的論證中把儒家的許多基本思想，組織到佛教教義之中，最顯著的是把儒家的「禮」的觀念引進佛教。例如他在《袒服論》中把沙門的袒服說成是天竺的「國法」，具有「盡敬於所尊，表誠於神明」的意義。又把袈裟、缽盂等僧侶的用具解釋成佛教的殊制名器，屬於佛教的禮制，而只有這樣的禮制，才能保障佛教的獨立弘法，制約僧眾依法尋道。這種從名器禮制角度考察佛教的服用器皿以至行為儀表的作法，是慧遠的創造，其立論根據就是儒家思想，是儒家經典把外在的禮同內心的盡敬結合起來的觀念。
在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中，慧遠詳盡地闡述了「內外之道可合」的原則，認為佛教和儒家「出處雖異，終期則同」，也就是說兩者在具體做法上各不相同，終極目標卻是一致的。這種立場，實際上成了以後中國佛教主流所遵循的思想綱領。日後中國佛教史上的孔釋「殊途同歸」、「三教一源」思想，都可以追溯到慧遠的這些說法上。
慧遠的一系列論著，極力把佛教社會抬得高於一切，但其思想實質，卻是讓佛教的外來思想服從並容納於儒家的基本觀念內。所以經過慧遠改造的佛教體系，具有結合中國的社會、政治實際，聽命於世俗要求的性質，向著佛教中國化邁進了一大步，由此受到了世俗統治階級的歡迎。加之他領導的廬山僧團注重學理，奉戒無虧，不參加田園、商販借貸等流俗經營，深受統治者的讚賞，所以桓玄在下令沙汰僧尼時，特別關照說：「唯廬山道德所居，不在搜簡之列。」可見慧遠對於佛教義理的發展，對於廬山僧團的組織領導，都是卓越絕倫的，不但對於維持東晉佛教的正常發展有無可倫比的貢獻，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慧遠逝世於東晉義熙十二年 (417年)，享年八十三歲。他的一生，幾乎與東晉一代相始終。他的老師道安曾經說過：佛教在中國的弘揚，大概要靠慧遠了。慧遠一生的努力，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，證明道安是有知人之明的。慧遠學識和精神的感人，從謝靈運的態度上可以明顯看出。謝靈運是東晉第一流高門士族，本人富有才學，從來不肯服人。但一見到慧遠，卻肅然心服。慧遠死後他作了一篇《廬山慧遠法師誄》，贊頌慧遠在江東振興佛教，致使「聞風而動，四海同歸」，他對慧遠評價之高，於此可見。南齊釋道慧十四歲時，讀《慧遠集》，感慨歎息，恨自己生得太晚，不能親炙慧遠的教誨。於是和同學智順溯流千里，到廬山瞻仰憑吊慧遠遺跡，流連三載，才返回建康。梁代釋慧皎為慧遠作傳，說天竺和西域的重要經典，關中流行的新興學說，所以能傳播到江東，都是靠慧遠的力量。這些贊頌之詞，崇拜之舉，說明慧遠的道德學問，感人至深，早在南朝已有定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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